重庆最老棒棒退休：社会不需要这行了

11月4日，农历九月十六，宜归家。

在翻看一本老黄历后，唐永柏决定这一天回家。过去15年，他一直待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背一根棒棒谋生。他早已熟悉这里的生活，但又明显感觉到力不从心了，毕竟，再过两天，就是他76岁的生日。

一个多月前，一段“重庆最老棒棒”的视频在网上广为流传，唐永柏在视频里说，当棒棒“自由，但挣不了多少钱”，他磕着烟袋，眼神里有倔强和无奈。纪录片《最后的棒棒》讲述了重庆棒棒从业者逐渐消失的故事，导演何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时代变迁，他们的背影无法挽留。

11月4日中午，唐永柏回到了自己在遂宁市蓬溪县常乐镇的老家。唐永柏不愿去养老院，他还是想住在村子里，住在家里。

最后一天

跑了两单挣了25

11月3日，唐永柏见到熟人就打招呼，“明天就回去了”，他说过两三年再来重庆看看。他的熟人不多，都集中在菜园坝火车站附近，同样扛着棒棒的几个上了年纪的人，以前的雇主吴老板，托运门市的彭老板。有两笔账必须要还，他找朋友“周伯通”借了150元，是大半年前自己看病时借下的，“周伯通”再三没要，他又颤抖着手把钱揣回口袋。前两天他吃了一碗米粉，4元钱，当时身上没钱，他把钱交给托运门市的彭老板，请对方代为转交。

在重庆的最后一天，他没有闲下来，上午帮人搬了两趟箱子，从火车站出站口搬到两百米外的汽车站里，挣了20元钱，下午帮人扛了一个口袋，挣了5元钱。他把5元钱攥在手里很久，在广场上又转了一圈，他的棒棒生涯就此结束。

他去药店买了一瓶止咳糖浆，他有些担忧，“这要回去了，又有点感冒”。他是个讲究的人，去车站对面的小商品批发市场买了一双布鞋，15元，他说老板没卖他贵的，“我经常在这里买”。在重庆的最后一个晚上，唐永柏没睡踏实，但早上起来，还是穿得干干净净。他用多年来给别人挑东西的棒棒，挑着自己的两床棉被、一包衣服，慢慢地走过菜园坝火车站广场，他停下来喝了一杯豆浆，5角钱，他说回去就喝不成这个了。

车上，唐永柏一直看着窗外，他要再看看熟悉的重庆，当年毫无准备地来到重庆，然后一待就是15年。他跟朋友说过两三年还要来重庆看看，但又私下跟成都商报记者说，以后再也不来了。他把自己的棒棒放在了彭老板那里，说有人要就送给人家，他说“这个我就不带回去了”。

棒棒生涯

曾是生产队长，欠下债务外出当棒棒

唐永柏已经无法准确记得自己离开常郭村的日子了，他说15年了，几个村民也说“是有差不多15年了”。听说唐永柏回来了，左邻右舍的几个老人都来看看，“老了，背都弯了”。也有人调侃，“这么多年，混得怎么样嘛?”唐永柏声音低缓，又扬起脸说，“混得不好，但这么多年也没去要过饭，靠的都是力气挣钱。”他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些年过来，他的确没有攒下钱，“年纪大了，几个钱都拿来吃饭吃药了”。他说外面的钱哪那么好挣，当棒棒靠的是力气，自己力气又已经不行了。

11月4日中午，回到常乐镇，他决定买点香烛纸钱给父母上个坟。

镇安办主任、常郭村支部书记赵荣兵陪同唐永柏回到村里，帮唐永柏搬行李。在唐永柏表示不愿去养老院后，赵荣兵安排他先跟其兄弟住几天，房子镇上、村上会想办法，特事特办，尽快进行修缮。

关于15年前为什么离开村子去当棒棒，唐永柏一度不愿提及。从他和村民口中，记者得知，10多年前，农村还要收农税等款项，因为按期收不上来，生产队长唐永柏以自己的名义向信用社贷款，找村民借的方式，把款交了上去。最后这些农村减负，这些款项都不需要在收取后，这些钱就更加收不上来了，而自己却背上了债务。11月4日，常郭村村主任温勉立也来迎接唐永柏。对于唐永柏欠款一事，他没有否定村民的说法。

练就火眼

一眼就能看出，哪些旅客需要棒棒

这么多年来，村里人少有唐永柏的音讯，只零碎听在重庆打工的村民回来说，唐永柏在重庆菜园坝火车站帮人扛地毯。2004年，吴善耐夫妇在菜园坝小商品批发市场做地毯生意，门市临街，对面就是菜园坝汽车站、火车站，地毯销往周边各地，需要从门市搬到车站发货。吴善耐的门市刚开张的时候，唐永柏就在他的门市干活，没事的时候在这里歇脚，主要候着吴善耐和旁边门市的货物搬运工作。

唐永柏在这里干到2012年左右，地毯就搬不动了。一捆货就是一百斤左右，70岁的唐永柏力气大不如从前。搬不了地毯的唐永柏，就只有扛着棒棒到车站转悠，捡轻的帮人挑一下行李，从此成为了一个“野棒棒”。按行话，有固定雇主的棒棒，叫“家棒棒”，四处揽活的叫“野棒棒”。

当了棒棒15年，生意都是看运气。运气好的时候，一天有五六十元，运气不好的时候，就二三十元。他一眼就能看出来车站旅客哪些需要棒棒，也很清楚从北京、哈尔滨开过来的车，旅客的行李往往更多。

累了的时候，唐永柏常常在火车站一家本土连锁快餐店休息，这里可以随便坐，夏天还可以蹭空调。但他从来没在这里吃过饭，“一顿普通的就要二十几块”。

对于吃饭的花销，唐永柏每天计算得很准确，早上一杯豆浆、三个鹌鹑蛋、一个三角面包，三元钱，中午一顿5元，可以吃肉，晚上吃面5元。这些便宜的吃饭地点，都是他的固定选择。

菜园坝车站背后是一片山坡，轻轨和公路隧道穿过山体，立交桥盘旋在车站广场外。从繁华忙碌的街道往山上走，是清幽的小巷子，巷子里是错落的石梯，穿过巷子，半山坡有几栋老旧的砖瓦房，唐永柏就住在这样的房子里，一个月90元，与三个人合租一个房间，房间里没有多余的空间落脚。

11月3日晚，周围住的几个背棒棒的老人来看望唐永柏，几个人挤在一起看电视，电视是一个17英寸的老电视，大家有一搭没一搭地聊天，又都为“唐老头”高兴，“回去以后享点清闲，不要再来了”。

大军消失：

时代变迁

很少有人比《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更了解棒棒这个群体，为了拍摄纪录片，他曾经当了一年的棒棒，成为重庆“最年轻的棒棒”，听说“最老的棒棒”唐永柏要回家了，何苦专程从渝北区赶到渝中区的菜园坝火车站，握着老人的手聊了很久。何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这些年过来，他一直在关心棒棒这个群体，走在街头遇上了，他都会“跟踪”一段，棒棒越来越少了，在街头上并不那么容易遇上了。

重庆一度多达数十万棒棒从业者，每条街道上都有他们的身影。按照他的估算，目前重庆还在从业的棒棒人数1万人左右。“你不知道他们什么时候慢慢变少的”，何苦告诉成都商报记者，如果一个行业在人们不知不觉中消失了，那就真的说明这个社会已经不需要这个行业了。

△《最后的棒棒》导演何苦到菜园坝火车站看望唐永柏

何苦介绍，现在还在从业的棒棒，大部分都在五六十岁，他们中一部分是为了给儿女减轻负担挣点生活费，也过点自由的生活，真正像唐永柏这样靠这个职业谋生的并不多，所以，很多人觉得干不动了就回去了。而年轻人并不愿意再来当棒棒，他们进了工厂，去了工地。

何苦还发现，那些雇请棒棒的往往都是小门店，随着时代的发展，小门店也已经越来越少，有些转型去了大商场，有了自己的售后团队，有的转行去做更有效益的生意，还有一部分棒棒自己也转型做了生意，干了别的。所以，棒棒这个群体越来越少是时代发展的必然。

何苦说，现代化的重庆离不开曾经数十万的棒棒的贡献，他们朴实、勤劳、真诚，给重庆留下很多动人的故事，他自己在拍摄的过程中，也常常感动落泪，舍不得他们，但他们的背影又确实无法挽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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