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玉文化展读懂中华文明

自古以来，玉在人们的心中就是神圣而美好的象征。“玉魂国魄”，这四个字便是玉器在中华文明中地位独特的最好诠释。虽然各个历史时期，玉器会呈现出各自的时代特征，代表不同的文化内涵，但玉器始终与中华文明的发展主线紧密相扣，成为研究中国古代文明发展演进历程的重要途径。

观众在金沙遗址博物馆观看展览。

活环羽人玉佩饰

玉鱼

玉戈

嵌绿松石铜牌饰

近日，为纪念金沙遗址博物馆开馆10周年，“玉汇金沙——夏商时期玉文化特展”在四川省成都市金沙遗址博物馆开幕。本次展览汇集了全国各地出土的夏商玉器精品250余件(组)，是国内夏商时期出土玉器首次大规模集中展示。精美的玉器，柔和的光线，独特的布展，此次展览实现了玉器与展馆的完美融合，受到了海内外众多学者的一致赞赏，玉器爱好者纷纷慕名而来。

250余件（组）玉器见证古蜀文明

金沙遗址博物馆副馆长王方介绍，本次展览系统地展示了山西陶寺遗址、陕西神木石峁遗址与新华遗址、河南巩义花地嘴遗址、河南二里头遗址、山东苏埠屯商墓、湖北盘龙城遗址、河南殷墟遗址、山东前掌大墓地、江西新干大洋洲商墓、四川三星堆遗址、金沙遗址等全国夏商时期12处重要考古遗址出土的250余件(组)玉器。

展览从什么是玉，到夏商玉器的常见器型、制玉工艺和装饰技巧等，将展区分为“美玉天成”“斧钺神威”“圭璋祭礼”“琮璧对话”“玲珑俏雕”“辨纹识工”六个单元。

在“圭璋祭礼”单元的众多展品中，一个出土于金沙遗址的长27.6厘米、宽5.6厘米、厚0.8厘米的玉戈尤为精美。它的援身较长，上下边刃较直，向前锋处缓收，兼具了玉戈和玉璋的部分特点，是璋戈合体的典型，具有非常鲜明的地域特色。

承载古蜀文明的三星堆和金沙遗址，是国内出土夏商时期玉器数量最多、种类最丰富的遗址之一，不仅出土了源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十节玉琮和源自黄河流域的玉璋、玉戈、玉钺等，还有古蜀人广泛吸收其他地区玉文化，融合创新后制作出的具有鲜明古蜀特色的玉器新品种、新造型。

正如成都文物考古研究院院长、金沙遗址博物馆馆长王毅所说：“我们从未像今天这样感受到金沙与黄河流域、长江流域的密切关系，它既是中华文明多样一体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原文化向西南地区传播的‘大本营’之一。”

承上启下的夏商玉器

“密山之上，丹水出焉，其中多玉膏，其源沸汤，黄帝是食。玉膏之所出，玉色乃清，五味乃馨，坚栗精密，泽而有光，五色发作，以和柔刚，天地鬼神是食是飨，君子服之，以御不祥。”这段话指明，玉是由中华民族始祖黄帝所吃的玉膏所生成，天地鬼神皆以玉为食的神话故事，记录在中国最早的地理著作《山海经》中。

虽然这是一个神话故事，但仍然从中可以看出玉器在史前时期的作用。“史前的玉器最早是用来祭祀天地‘通神’的，古人常言‘美玉天成’，玉凝聚着天地山川万物的精华，因此他们认为以玉为祭可佑平安。”王方说，“这一点从出土的史前时期的玉琮就可以证明，绝大多数这个时期的玉琮都呈现出‘外方内圆’的特点，古人认为他们可以沟通天地，这和古时‘天圆地方’的说法完美契合。”

夏商时期，中原王朝的国家制度逐渐形成体系，社会形态发生剧变，王权与军事政权取代巫觋神权，成为国家政治的核心构成。为了彰显其通过战争而实现兼并的功绩，夏商时期就逐渐把玉制的武器变成礼器，成为王权和身份的象征。

“以玉戈、玉钺、玉璋等为代表的兵器仪仗类为主的玉礼器群，既是夏商时期社会宗教思想、礼仪规范的代表与象征，又是手工业技术、审美意识、时代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史前玉器和两周玉器的过渡期。”王方介绍。

从两周时期开始，人们逐渐把玉和人的品德联系在了一起。子曰：“君子比德于玉焉，温润而泽，仁也;缜密以栗，知也;廉而不刿，义也;垂而如坠，礼也;叩之其声清越以长，其终诎然，乐也;瑕不掩瑜，瑜不掩瑕，忠也;孚尹旁达，信也;气如白虹，天也;精神贯于山川，地也;圭璋特达，德也。”从此，“宁为玉碎”的爱国民族气节，“化干戈为玉帛”的团结友爱风尚，“润泽以温”的无私奉献精神等优良美好的品德都与玉密不可分。

通过玉器，我们不仅可以看到这个时代的审美和社会风尚，更能发现其政治、宗教和文化的特征。夏商时期的玉器，上承新石器时代“以玉事神”的传统，开创“以玉载礼”的新风尚，下启两周时期“以玉比德”之先声，以其星罗棋布的分布、融会贯通的形制和制作精湛的工艺，掀起了中国玉文化发展史上的第二个高峰，对后世玉文化的发展与演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80多位专家共探夏商玉器的发展

夏商时期，是玉文化频繁互动的高峰。因此，在此次特展期间，国内外80余位玉文化研究专家齐聚一堂，在“夏商时期玉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以宽广的文化视野来看夏商玉器的传播发展，揭示金沙玉器的最新研究成果。

据王方介绍，三星堆和金沙遗址共出土玉璋300多件，超过全国其他地方出土总量。玉璋最早流行于夏朝时期的黄河流域，商灭夏以后，商人并没有使用玉璋的习惯，于是夏朝后人就把玉璋进行扩散传播，而古蜀人则在此时继承和发展了夏朝宗教的观念和礼制的思想，使玉璋成为古蜀文明最核心的礼器。

玉文化并未止步于平畴千里的成都平原，而是从这一西南广大地区文化交流的“中转站”继续延伸，经四川盆地走向岭南地区，甚至到达东南亚地区。领玉璧、凹刃玉凿等有着鲜明特色的玉器，曾在越南、泰国等广袤的区域出土，成为不同地区文化交流的有力证据。

越南考古研究院院长阮金容先生介绍，目前越南境内在两处遗址中共发现了8件玉璋，位于越南北部红河三角洲地区的冯原遗址就是其中之一。冯原遗址属于新石器晚期至青铜文化的过渡时期，距今约4000年，根据同时期中国和越南的史料对比，可基本认为冯原遗址的玉璋是由中国传入越南。

从中原到西南，从黄河下游到长江流域，夏商玉器就像一位文化的使者，将夏商时期的全部精华传播四方，也折射出了当时地域之间交往的频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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